人读书，书养人。生命是在各种各样的故事里成长起来的，生活里的故事大多平淡无奇，书里的故事却总能引人入胜。
　　小时候，听父辈们讲《隋唐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里的故事。小学四五年级时，认得了一些字，就开始借书看。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年代，书是稀罕物，能够出借的大多是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古典名著，哪怕只有一册或半本，哪怕糊得乌鼻子皂眼，都会在同学之间兜兜转转。我家除了几本连环画，一本正儿八经的书也没有，直到初中三年级，我才有了一本可以时时反刍的书。
　　初三时的语文老师叫葛清，武汉知青，瘦高个子，八字浓须，不苟 言笑。有个女同学上课时回答不上提问，面红耳赤，站在那儿像鞠躬似的，头快碰到课桌了，葛老师冷冷地说：“坐下吧。”
　　我的语文成绩不错，葛老师曾把我的作文推荐给县里的刊物，虽然没有发表，却也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儿。暑假前夕，葛老师喊了学生到他寝室，让每人随意借一本书看，归还后可以再借。喜从天降，我当然信誓旦旦地保证按时归还。他的书桌上有一大排书，很多都是我没听过的，我挑来选去，借了《三个火枪手》的上卷。
　　那是个十分快乐的暑假，整整一个假期，我都拥有这本书的“主权”，我有充足的时间查字典、看注释，我不必像过去那样囫囵吞枣地读书，我可以细嚼慢咽，可以拿它跟别人换书看，甚至还可以借出去。感谢葛老师，也感谢法国作家大仲马，在那个寒假里，我与达尔达尼央亲密无间，也与那三个火枪手建立了奇妙的深厚感情。
　　开学没几天，在我期待着中卷的时候，放在课桌里的上卷却不翼而飞，我借书的心也黯淡下来，坠入深深的恐惧中。我害怕面对葛老师，葛老师却在课堂上问起书来，听说被盗后，他淡淡地说：“无事，先找找吧。”我当然想找回来，可问遍了全班同学，都说没拿。那就赔吧，小镇上自然没有，我给县城里的堂姐写信，但城里的书店也没有这本书。唉，我看过的书里有许多英雄好汉，他们一诺千金，我也希望自己做一个言出必行的男子汉，却因为这本书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：找，找不回；赔，赔不出。语文课上，我如坐针毡，不敢去看葛老师的眼睛，更别提去借中卷了。
　　一天，同学告诉我，隔壁班上查出了一个“小偷”，“赃物”藏在寝室的墙洞里。那个“小偷”长得浓眉大眼，平日里在班上表现不错。但我一直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偷书，他看过这本书吗？他也喜欢 达尔达尼央吗？一边想着，我抬脚就要去认领，同学又说，葛老师和那学生谈了话，郑重地将书借给他阅读，那学生痛哭，承诺一定按期归还……我目瞪口呆，在我的印象里，葛老师是极其严厉的人，我以为他会狠狠批评那个学生，但他没有。葛老师继续借书给我们，丝毫没有因为这次风波受到什么影响，我因为弄丢了书而忐忑的心也渐渐平静。
　　我初中毕业后，葛老师去了葛洲坝集团工作。多年以后的一个夏天，我们在宜昌市的一个小饭馆里相见。他走路不太利索，说患了脉管炎，又称血管炎，一种极难治愈，严重者必须截肢的怪病。几年前，葛老师去世了，我感觉到又一本书被岁月偷走了，而且永远不会归还。在岁月的深处，没有谁能够轻易打开那本书，但我会记得他，就像记得《三个火枪手》一样。